性心理障碍的判断依据

性心理障碍( psychosexual disorder) 以往称为性变态( sexual deviation)或性倒错( paraphilia), 泛指以男女两性性心理和性行为明显偏离正常, 并以这种偏离行为作为性兴奋、性满足的主要或惟一方式的一组精神障碍。其正常的性活动受到全部或者某种程度的破坏、干扰或影响。一般的精神活动并无其它明显异常。

 

关于性心理障碍的确切发病比例难以估计。

 

性心理障碍的3个主要类别：性身份障碍、性偏好障碍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。

 

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确信，同性恋不是一个精神疾病。在将同性恋作为精神障碍类别从《诊断和统计手册（ＤＳＭ）》中删除时，该学会声明：“同性恋本身并不意味着判断力、稳定性、可信赖性、或一般社会或职业能力的损害”（美国精神病学会，１９７３）。但是，修订后的手册（ＤＳＭ－３）包括了“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”这一可以治疗的疾病单位。在随后的修正中，ＤＳＭ－３－Ｒ的疾病名单上，既不包括同性恋，也不包括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。

 

“性身份障碍”及相关临床现象从性心理障碍中取出，作为独立的一类精神障碍，单独列出，叫做“性别焦虑障碍（性别烦躁）”。

 

由此，“性心理障碍”分类中，包括如下常见类型：窥阴癖，露阴癖，摩擦癖，性受虐癖，性施虐癖，恋童癖，恋物癖，异装癖，其它。

 

性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。借助两性性行为的相关、心理和社会功能, 人类获得了种族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。

 

人类的性具有三种功能：相关学功能，即生殖功能;人生功能，即性体验是人生的一种重要生活体验，它对促进个人成长有重要作用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内容，能够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快感和满足，体现人生的某种意义和价值;社会功能，即建立和发展人际关系的功能，中国文化强调夫妻为人伦之首。健全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应该适当而和谐地完成上述三种功能。

 

在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，曾经只有“男上女下位”的性交姿势，被认为是唯一合乎宗教要求的性交体位，被称作“传教士的性交体位”，其它性行为方式，如口交，甚至性自慰等，都会被认为是异常的性行为方式，均属于性变态。

 

过去认为，凡是符合某一社会文化的规范、法律，以及相关学需要的性行为，都被视为正常范围内的性行为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不指向性交、不导致生殖或种系繁衍的性心理或性行为，以及使性伴及本人遭受伤害与痛苦的性心理或性行为，均属于异常、“性变态”。

 

人们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变异很大，因此，仅仅统计学上的偏常不能视为性心理障碍。在临床精神病学实践中，性心理障碍的定义或诊断标准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；不同的社会、不同的文化背景，对性行为有不同的评价。即使是同一社会、同一文化背景，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。因此，至今还没有衡量性行为正常或异常的绝对标准。区别只能是有条件的、相对的。

 

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演变：从性变态到性少数、到性多元。

 

最初，很多性行为被诊断为“性变态”，被医学污名。后来，以多数人为正常标准，少数人的性行为被认为是异常的性行为，包括以生殖为目的、男女性交为标准，把同性恋视为“性少数”。

 

现在，性多元的观点认为：性是平等的，是多元存在的。该观点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：人人平等，男女平等；性是人权；“相关尊重和保障人权”。

 

现代社会认为，每个个体，都是独特的，包括在性行为方式方面；个体之间存在着性行为的差异性。现代社会在性的方面，越来越开放，尊重个体的性权利，尊重性活动中的个体差异，认为人类在性活动中，从来就没有过统一标准，而应倡导多元化的性价值观，以捍卫每个人独具的性的尊严和价值。这叫做“性多元”。差异无优劣。在性行为方面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，强调尊重差异，才能真正做到人人平等、男女平等。

 

性是一种人权。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他自己的身体，包括性器官。如果对性行为要制定统一的标准，这无异于“性的道德霸权”，其含义是：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；有权者是对的，无权者是错的；多数人是对的，少数人是错的；生殖的是对的，非生殖的是错的；有爱情的是对的，无爱情的是错的；等等。这些都不符合性人权。

 

性自由不是性滥交，性自由是个体拥有决定自身性行为的权力。性是私事。只要符合“成年、自愿、隐秘”这三条标准，性行为就算是正常的。

 

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，影响着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和价值判断，影响着性心理障碍的诊断与分类，最显著的例子是，同性恋已经被从精神障碍诊断分类中删除。